余秋雨《十万进士》

日期:2020-10-09 23:03:08 作者:guest 浏览: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十万进士

作者: 余秋雨

 
  最近一个时期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原因,可以说是“世纪性”的。   二十世纪已接近末尾,如果没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们看来要成为跨世纪的一群了。能够横跨两个世纪的人在人类总体上总是少数,而能够头脑清醒地跨过去的人当然就更少。称得上头脑清醒,至少要对已逝的一个世纪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们不能不在这繁忙的年月间,让目光穿过街市间拥挤的肩头,穿过百年来一台台已经凝固的悲剧和喜剧,一声声已经蒸发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达十九世纪末尾、二十世纪开端的那几年。在那儿,在群头悬长辫、身着长袍马褂的有识之士正在为中华民族如何进入二十世纪而高谈阔论、奔走呼号。他们当然不满意中国的十九世纪,在痛切地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时,他们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们认为是科举制度的祸害。   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只是在文章中议论议论,而是深感时间紧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 1901 年夏天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有识之士们认为科举制度靠改革已不解决问题,迟早应该从根本上废止。1903 年的一份奏折中说:“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说这些英气勃勃的冲决性言词的是谁?一位科举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间进士张之洞,而领头的那一位则是后来让人不太喜欢的袁世凯。于是大家与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订一份紧凑的时间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可减完了。用十年时间来彻底消解一种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们还是等不及了。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说,人才的培养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现在立即废止科举、兴办学校,人才的出来也得等到十几年之后;要是我们到十年后方停科举,那么从新式学校里培养出人才还得等二十几年,中国等不得二十几年了——“强邻环伺,岂能我待”!   这笔时间帐算得无可辩驳,朝廷也就在 1905 年下谕,废除科举。因此不妨说,除了开头几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别,整个二十世纪基本上已与科举制度无关。   二十世纪的许多事情,都由于了结得匆忙而没能作冷静的总结。科举制度被废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骂的陈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拨弄它几下。唾骂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们的课本上有《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各地的戏曲舞台上有《琵琶记》和《秦香莲》,把科举制度的荒唐和凶残表现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纪的学生和观众感觉到一种摆脱这种制度之后的轻松。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动人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整个科举制度的理性判断,显然是太轻率了。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随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了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有一种曾经风行一时的说法,认为古代考上状元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有学问的,情况好像并非如此。考状元的要求过于特殊,难于让更多的杰出人物获得机会是事实,但状元中毕竟有一大批诸如王维、柳公权、贺知章、张九龄、吕蒙正、张孝祥、陈亮、文天祥、杨慎、康海、翁同〔龠禾〕、张謇这样的人物,说他们没有学问是让人难以置信的。这还只是说状元,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进士,那就会开出一份极为壮观的人才名单来。为了选出这些人,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文学界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科举制度发展到范进、孔乙己的时代确已弊多利少,然而这种历史的锐变也是非常深刻的。锐变何以发生?有无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补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二十世纪一开始就废止了科举,当然也就随之废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从创立之初就想承担的社会课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我怎么一直有一种预感,这里埋藏着一些远非过时的话题?   在我的藏书中,有关这一课题的专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来集中研读。读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鲁威先生的《科举奇闻》(辽宁教育出版社)、张晋藩、邱远猷先生的《科举制度史话》(中华书局),特别是读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蓝底银纹的厚实著作《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问题,世纪初的有识之士来不及细想,甚至来不及发现。我们现在来弥补,有点晚,但还来得及,而且时间既久,态度也可平静一些。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创作才华和经典阐释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可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样做已经是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政权结构如此复杂,需要的官吏数额也就十分惊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编织在同一张大一统的网络里,其间之艰难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张网络建立起来了,但由于牵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过不久自然会发生种种变更,时间长了还会出现整体性的代谢,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寻线头,重新绾接……这一连串的难题,如此强烈地摆在历代帝王和一切意欲问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开。全部难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毫无疑问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没想到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据《北梦所言》记载,唐代一位姓毕的盐商之子想参加科举考试,请人为他改一个吉利一点的名字,那人不无嘲谑地把咸味化进了他的名字,为他取名为毕諴,毕諴没有恼怒,快乐接受。后来他不仅考上了,而且逐级升官一直做到了宰相。这说明科举制度确实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贵贱。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种科举原则:     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作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考来考去主要是考文学修养和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这种考法当然未必合适,越到后来越显现出很多的负面效应,但至少在唐宋时代,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有趣的引导。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由于科举考试制度重视文化,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无数考生就要长久地投入诗赋文章的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社会补益不大而对唐宋文学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进士试卷中有时也会偶尔冒出来一些佳句,以我看,千余年来科举考试中写出来的诗,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真不知当年坐在考场中的钱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这两句,整首诗并不见佳。可以理解的是,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这些悖论并非人为设置,而是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政治构架的深层,很难排除,因此终于使科举制度在一次次左右为难中逐渐疲惫、僵化,直至丑陋。据我所知,清代来华的不少西方传教士在考察科举制度之后曾大为赞叹,认为发现了一种连西方也还没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绍。但他们的考察毕竟是浮浅的,只是粗粗了望了一下科举考试的程序和规则,而未能窥及深潜的隐患,因此他们也就无法理解,有着如此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的中国,怎么会造成国家管理人才的严重匮乏、整体文明素质的日益枯窘,陷于越来越混乱和贫困的境地?   外国传教士褐绿色瞳仁中埋藏着的疑问,直到今天还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这些疑问,不仅属于科举,也不仅属于古代。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论,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不就是考了一点文化知识么?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担任行政官员的资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热,闹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极度夸张的方式一铺陈,也就变了味。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对国家对个人,庆贺一下、宣扬一番都是应该的,但不知怎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够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间里写诗。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     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宏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里上都是千难万难的。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呆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不想进去后就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表演,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长久而广泛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而对这种可怜,将军全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干二净。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你看那个曹邺,得了喜讯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变化,然后想到换衣服,而从旧衣服上又似乎还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时留下的泪痕,他把这些都写在诗里,心思和笔触都相当细致。有的人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偓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著背雨凄凄,   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   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萧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或许韩偓确实是个例外。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特殊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们都将为这种考试度过漫长的年月。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坚硬的人格结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现代文化史家总习惯从先秦诸子的各种论说中来考索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哲学构成,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据我们的切身经验,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成的,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这当然会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读到过的某一种学说更强悍地决定他们的人格构成了。   科举制度本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作一番选择的,没想到选择过程变成了塑造过程,而这种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恶性的。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聚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谚语,正是这种心理的通俗描述。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成为一种被充分肯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伺机心理也可称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王泠然满口泼辣,只因为前些天还是一个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终于报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强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详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是合理的价值选择,不是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偶尔,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合理的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归拢、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为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缺少透彻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台阶,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更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谈资。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未能一呼百应。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热的假相装点起来的标帜,两面标帜又互为表里:从政治角度看是文化,从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都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     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这种无奈中必然也会滋生出矫情和自私。《西厢记》虽然描摹了张生一旦科举高中、终于与莺莺门当户对地结合的远景,却也冷静地估计到此间希望的渺茫,因此为张生别离爱人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场景,动用了最为悲凉的词句:“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然而《西厢记》长久被目为不经的淫书,只有铁石心肠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赞扬。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矫情。又把不要感情装扮得堂而皇之,这便是矫情中的矫情,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科举制度对社会生活的损害,也是从它离间普通的伦常人情开始的。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有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在中国书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遗憾。     不知道当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书生,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作家编剧的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嘲笑。   科举制度在人格构建上的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当时的决策者彻底洞悉。他们中有不少人也是从科举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无法看透自己和同道们身上的根本性隐疾,但是他们却感到了科举制度所遇到的麻烦。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倾斜、杯盘的摇晃。他们开始整治科举制度,只在具体操作规程上着眼,出了很多新点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碍,消消停停千余年,终于没有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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